前段时间，定陶区的万鲁岱同志给我来电话，说：曹老师,定陶区正在编纂《定陶改革开放四十年》一书。您在定陶工作多年，想听一下您的意见。我说：我离开定陶多年了，退休也多年了，谈不出什么意见。也没有什么意见可谈了。
四十年前，我曾担任过定陶县的广播站编辑。当时，鲁岱是县广播站的通讯员，我培训过他们,对我很熟悉。所以,称我为老师。后来，他担任了政府办的副主任、定陶县乡镇企业局局长。这次，他又参与了定陶区四十年改革开放大事记的编写工作。
他提到1979年我组织编写的一篇稿子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在定陶及全省、全国，都有一些影响，让我再回忆一下。经他一提,忽然勾起了我的记忆。同时,我还记起，这篇稿子的题目及发表时间，曾收录到《曹口村志》里。《曹口村志》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核批准，于2014年初，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基层志书。曾获得山东省政府办公厅颁发的“全省优秀史志成果奖”，可信度很高。它因在全国率先把共产党十八大精神载入村级志书,受到广泛关注。2O17年,《曹口村志》被选进中考语文试卷,开了中国基层志书历史上的先河。已被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山东方志馆。
据《曹口村志》记载：此文载于《人民日报》1979年9月2日2版。稿件的原文较长，发表在《大众日报》1979年8月11日1版，题目是《定陶县城关公社联系实际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端正思想路线 促进经济发展》。我按照《曹口村志》里提供的线索，到菏泽市档案馆查找。虽然从一楼到三楼,从三楼再到一楼,经过几次折腾,费了一番周折,但最后还是从沉睡的《人民日报》合订本中,看到了这篇稿子。
稿子是我提议、组织编写的。在当时，写这篇稿子也是有很大阻力的，主要有两个论调，或者说“两个不行”。一是认为“老百姓不行。懂得什么真理讨论？”二是我们的资格不行。“理论水平太低，写得出来？”。我认为，真理不是长在“真空”里的，应该与群众、与生产相结合。不然，它有什么意义？当时,还有让我下决心写这篇稿子的一个原因,就是:在大是大非面前,应该有一个自觉“选边站队”的问题。我是共产党的一名新闻工作者,就应该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要求自己,站在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来。
从1979年初开始, 我带着城关公社的农民通讯员李长银,到公社召开座谈会，并对几个村进行了深入、详细的调查。真得感谢李长银同志,他跑前跑后,联系人员,布置会场,提茶倒水,常常累得满头大汗。通过反复整理分析，我写出了第一稿。然后，由县委报道组的高石山、广播站通讯员张金鼎二人，进行修改。前后经过半年的时间琢磨,才定了稿子。稿子发出后，受到《大众日报》的高度重视,马上与我们联系。从负责报社通联工作人员那里得知,关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,又能联系实际的稿件,在省内还不多。后来,我从一份材料看到,从开展“真理标准讨论”,到1978年底,才有68O多篇文章。《大众日报》很快决定,在第一版上全文刊登这篇稿子。
隔了20天，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此稿。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等各大媒体,均作了转载。文章中关于“副业生产上一下一上,农业生产高一低一高”的归纳,曾被广泛引用，认为是经验之谈,是带有“规律性”的真实而又高度的概括。这篇稿子，对于提高定陶县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起到积极作用，也为定陶建设“农业翻番县”创造了舆论条件，起到催化的作用。
县委、县政府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不久，我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，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、党支部书记等职务。领导们本来就对全县的农业生产，建设“农业翻番县”的工作，十分关注，现在简直当作一项“工程”来抓了。胡公厘同志担任“文革”后首任定陶县政府县长之后，多次说过：“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不然要在全国丢人的。”他不仅对经济工作抓得很紧，对各级干部的作风建设，抓得也很紧。他觉得 ，只有这样才能来个“双保险”。他从不在公社及乡镇喝酒，“胡县长罢宴”的故事曾在社会上广泛传播，也成为广大群众的美谈。定陶县政府“抓干部奖惩，树机关新风”的做法，还在人事部的《人事工作通讯》头条刊登过。
物质变精神，精神变物质。从1978年到1982年，定陶县的经济获得较快发展。 农业总产值由9，478万元，增加到18,932万元，翻了一番。每年递增18.9%，为前30年增长速度的9倍。农民人均分配由48元，提升到233.7元，翻了两番还多。向国家的贡献，粮食由2,229万斤，增加到3,363万斤，增长51%；皮棉由333万斤，增加到3,000万斤，翻了三番多。
后来，1984年5月出版的《全国农业翻番地县经验选编》，收录了定陶县政府的经验介绍，成为“三十七个典型”之一。我参与了这份经验的总结以及文字的起草、定稿工作。我记得，当时国家经委农业局的领导还多次谈及新华社播发的“定陶的那篇稿子”。今天看起来，这篇稿子在社会上的影响的还是蛮大的。
（2019.4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