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10月，中央苏区的上空阴雨密布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，无法抵御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，被迫撤离根据地，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长征。1936年10月，红军第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长征胜利结束。80年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蒙罩在事实上的烟雾逐步消散，许多历史的细节渐渐浮出水面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的脑海里就闪现出很多有关的人和事。
“铁桶计划”。 1934年的10月7日，中共中央得到一份绝密情报：国民党反动派将于本月下旬，动用1000辆军用卡车，运送100万军队，在瑞金周围构建30道铁丝网，形成直径300里的包围圈，以扼杀工农红军。为了躲避这一灾难性的恶毒“计划”，10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紧急转移命令，先头部队于第二天夜间退出根据地。这就是长征的开始。
巧合的是：1911年的10月10日，辛亥革命爆发，宣布中华民国的降生。有意思的是：长征开始时的最高领导班子“三人团”成员之一、共产党的德国顾问李德，曾在他的住地水塘里养着一群鸭子。他原打算每天吃1只，吃完后就开始“转移”。可是，没等到吃完鸭子，就不得不一走了之。
当时，遭受打击的毛泽东被排除在决策圈子之外，正在外地进行“调查研究”。他身患疟疾，面带饥色，心情郁闷，数天后才接到转移通知。他于10月16日傍晚，默默地从于都出发，踏上征途。
长征的主要原因，是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。而导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的原因，主要来自党内外两个方面：一是，此前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势力，解除了毛泽东党内外的领导职务，丢弃游击战、运动战的传统军事手法，采用阵地战，妄图御敌人于国门之外。二是蒋介石在军事上也有个德国顾问，他采纳顾问的策略，采用堡垒主义。同时，搞“政治挂帅”，提出“七分政治，三分军事”的口号。结果是红军节节失利，根据地大部丧失，面临灭顶之灾。蒋介石曾经预计，大概1年的时间就可把“共匪”全部消灭。
长征开始的时候，不叫长征，而是叫“转移”。“长征”一词首先出现于1935年5月的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中，这是一篇由陆定一起草，朱德署名的六言骈句。
中央红军的长征历时13个月零两天，纵横11个省，长驱2.5万里，爬过18座山脉，走过600里草原，渡过24条河流，作战300余次。这就是号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依据。
长征中伤亡最多的战役，是1934年底进行的湘江战役，非常惨烈。中央红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.6万，减至3万。损失5万余人。
1935年8月的草地行军，被称为最悲壮的“死亡行军”。7天时间，因饥饿、寒冷、淤泥而死亡的红军战士达万人。每走1里，就减员16人，平均每天减员1400余人。
在长征途中，曾发生过“红白（军）混杂”的场景。四渡赤水时，由于部队调动频繁，敌我双方的部队无法区别，一度一起行军。红军的一名司号员跑到敌人炊事班打饭吃，被传为笑话。
红军中有一个炮兵，叫赵章成，百发百中，被称为“神炮手”。他信奉佛教，每次开炮前都要进行祈祷，并说明我是奉命行事，请被炸死的“冤魂”不要怨他。在大渡河战役中，他一面为冤魂祈祷，一面瞄准。战友们看着他的样子，都暗暗发笑。结果4发炮弹，摧毁敌人3个火力点，为渡河勇士扫清了障碍。
长征中的夫妻不是天天在一起，而是按规定周六见面。可康克清是一个例外。她是神枪手，天天守卫在朱德的身边，不受制度的约束。
红军女战士大多是宣传员，跑前跑后，大约比一般战士多走二分之一的路程，被称为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。
长征中曾经有过6次结束的打算。直到1935年9月20日，毛泽东等领导人进驻甘肃省的哈达舖，在这里看到大公报上关于“陕北有红军根据地”的消息，最后才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。
长征是一场大灾难。30万红军只剩下2.5万人。但它也是一个大熔炉。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，很多参加过长征。10个元帅中，有9人；245名中将以上将军中，有222人参加过长征。
长征是人类对于生存权、发展权的斗争。长征铸造了共产党人敢于吃苦、乐于奉献，坚忍不拔、追求梦想，勇于啃硬骨头的精神。这正是改革时代所需要的。
长征的最大戏剧效果在于：它以蒋介石的眉色飞舞开始，以蒋介石的哀叹结束；它以共产党的“逃跑”开始，却以共产党的胜利结束。令人更感兴趣的是，蒋介石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消灭“共匪”。他在日记中写到，“以剿匪为掩护”，趁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西部省份去。这就不难理解，那些军阀们为什么在“剿匪”时出勤不出力的表现了。
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首先到达陕北，完成长征。在我的心中，长征也是一场伟大的改革。不长征，共产党就没有出路；不改革，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出路。遵义会议，就是长征途中进行改革的一首著名乐章。今天，我们应该用改革的眼光看长征，用长征的精神搞改革。80年来，长征给人们留下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、思想财富。
